首页 三国演义 画说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

司马彪与《续汉书》

   司马彪(约240年—306年),字绍统,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人,司马懿弟司马敏后代。幼年时勤学好问,孜孜不倦。但由于他好色薄行,遭到他父亲的贬斥,不准他当继承人,所以就专心致志地博览群书,研究学问。曾任骑都尉,秘书郎,秘书丞。著有《庄子注》《九州春秋》等。司马彪认为:“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安、顺以下,亡缺者多。”于是他“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晋书·司马彪传》)。这是一部完整的东汉史著作,共八十卷,记载了从世祖光武帝刘秀到孝献帝刘协二百年的东汉史事,包括纪、志、传、后纪,传散亡,仅存八志:律历志三篇,礼仪志三篇,祭祀志三篇,天文志三篇,五行志六篇,国志五篇,百官志五篇,舆服制二篇,凡三十篇。从内容上看,百官、舆服二志是《史记》《汉书》所没有的。然舆服志的撰写,东汉末年董巴、蔡邕已有创议,百官志则取资于皇家“故簿”。至于郡国志,谢承《后汉书》已立为志目,实由《汉书·地理志》而来,尽管如此,《续汉书》八志还是被誉为“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可得而知矣”。(刘昭《后汉书注补志序》)可见,《续汉书》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起着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有三个特点。

   第一,是注重考察典章制度的变化。如其《郡国志》序称:“《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一是注意到东汉以来的变化,二是注意到读史的需要。其《百官志》序称:“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置官本末,讫于王莽,差有条贯;然皆孝武奢广之事,又职分未悉,世祖节约之制,宜为常宪,故依其官簿,粗注职分,以为《百官制》。”这是指出了《百官公卿表》重在记“置官本末”,而《百官制》重在记百官“职分”,即职务禄位与责任范围。说明“表”与“志”的不同,而后者更详于官制的变化。其《舆服志》因是首创,故不独仅记东汉,而是通记“上古以来”车服制度的演变,“以观古今损益之义”。这确实独具特色,为史书体例又增一笔。

   ▲侍饮画像砖

   第二,是强调了以“君威”“臣仪”“上下有序”为核心的“顺礼”等级秩序。司马彪认为:“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礼仪志》序这里特别强调君臣之礼,与当时社会现实有关,书中的这个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东汉末年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他还认为:“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舆服志》序)这显然是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故“顺礼”是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的。

   第三,是推崇“务从节约”的政治作风。司马彪批评汉武帝在官制上“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推崇东汉光武帝的“中兴”,说他“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者也”(《百官志》序)。他还批评秦始皇、汉武帝的大规模封禅活动,是违背“天道质诚”的,认为:“帝王所以能大显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民,不闻其在封矣”(《祭祀志》后论)。

   《续汉书》八志在撰述思想上是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了,这反映出当时史家的一个共同的思想趋向。此外,谯周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载周秦以上史事时多采用的是俗语,而没有专据正典,所以他作《古史考》二十五篇,凭据旧典,纠正司马迁的错误之处。到司马彪时,又认为谯周的《古史考》也并不完美,所以他对照《汲冢纪年》,稽查考证了其中一百二十多条的不当,并刊行于世。该书后来已遗散。

  

目录
设置
手机
书架
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