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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与《三国志》

   《三国志》是唯一保存至今同时又是兼记魏、蜀、吴三国史事的优秀著作,这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大幸事。

   陈寿,字承祚,蜀汉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为经学大师谯周的学生。勤奋博学,为人质直,有良史之才。晋平蜀后,陈寿经张华推荐,官至佐著作郎。公元280年(太康元年)开始编写《三国志》,以王沈的《魏书》、韦昭的《吴书》、鱼豢的《魏略》等书为参考,并自己搜集蜀汉故事,经五年笔耕,于公元285年撰成史学不朽之作《三国志》。《三国志》由魏、蜀、吴三志六十五卷组成,(其中《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为纪传体通史,但只有纪传,没有表态。书以取材精良、文笔简约、言辞质直而受好评。

   《三国志》书成时“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司空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晋书·陈寿传》(卷八十二)中讲:陈寿撰《三国志》与司马彪撰《续汉书》大致同时,但他比司马彪早卒约十年。他们是西晋最有成就的两位史家。

   ▲牛车人物瓷俑(南北朝)

   《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220—280年)的史事,故与《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从《三国志》看陈寿的史才,首先是他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有一个认识上的全局考虑和编撰上的恰当处置。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之间和战的展开,以及蜀灭于魏、魏之为晋所取代和吴灭于晋的斗争结局,都是在纷乱复杂中从容不迫地叙述出来。在编撰的体例上,陈寿以魏主为帝纪,总揽三国全局史事;以蜀、吴二主史事传名而纪实,既与全书协调,又显示出鼎立三分的格局。这种体例上的统一和区别,也反映在著者对三国创立者的称谓上:对曹操,在《魏书》中称太祖(曹操迎献帝至许昌后称公、魏公、魏王),在《蜀书》《吴书》中称曹公;对刘备,在《蜀书》中称先主,在《魏书》《吴书》中均称名;对孙权,在全书中一概称名。此外,在纪年上,著者虽在魏、蜀、吴三书中各以本国年号纪年,但也注意到以魏国纪年贯串三书,如记蜀后主刘禅继位、改元时书曰“是岁魏黄初四年也”(《蜀书·后主传》),记孙亮继位、改元时书曰“是岁于魏嘉平四年也”(《吴书·三嗣主传》)。这些都表明陈寿对于三国史事的总揽全局的认识和在表述上的精心安排。他以一部纪传体史书兼记同时存在的三个皇朝的历史,这是“正史”撰述中的新创造。

   陈寿的史才,还在于他善于通过委婉、隐晦的表达方法以贯彻史家的实录精神。他先后作为蜀臣和蜀之敌国魏的取代者晋的史臣,对于汉与曹氏的关系、蜀魏关系、魏与司马氏的关系,在正统观念极盛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在历史撰述中很难处理的大问题,但陈寿却于曲折中写出真情。

   陈寿的史才还突出表现在叙事简洁。全书以《魏书》三十卷叙魏事兼叙三国时期历史全貌,以《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分叙蜀、吴史事兼三国之间的复杂关系,而无冗杂之感,反映出陈寿对史事取舍的谨慎和文字表述的凝练。有人评论《三国志》“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但记载又过于简洁,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语而不详,甚至遗漏,由是南朝宋文帝命裴松之作补注。

   陈寿在撰述旨趣上推重“清流雅望”之士,“宝身全家”之行的士族风气,所以他对制订“九品官人法”的陈群赞美备至,对太原晋阳王昶长达千余字的《戒子侄书》全文收录。

   陈寿在历史观上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天命思想,他用符瑞图谶、预言童谣来渲染魏、蜀、吴三国君主的称帝,用“天禄永终,历数在晋”来说明晋之代魏的合理性,他断言“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这种推重“清流雅望”和宣扬天人感应的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是陈寿史学中的消极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三国志》的史学价值。后人以《三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认为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性著作,这是充分肯定了《三国志》在史学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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